解决“挨骂”问题 就要有中国话语权
  来 源:长江日报  点击量:99
发布日期:2019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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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嘉宾 陶文昭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提高国际话语权,并曾鲜明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经过几代人的奋斗,中国先后解决了挨打、挨饿的问题,未来要解决挨骂的问题。世界大国崛起的经验与教训启示我们,没有话语权的崛起,一个国家是无法实现真正崛起的。

    我们靠什么争取国际话语权,解决“挨骂”的问题?话语权是否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而必然提升?长江日报“求知”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陶文昭教授。

    中国在世界上往往有理说不出,甚至国家形象屡屡遭到刻意丑化,缺乏话语权是很关键的因素

    中国发展成就巨大,为世界也作出了贡献,可是在国际舆论经常“挨骂”,这是否一个悖论的现象?

    陶文昭:当前,中国发展和治理的势头都不错,但在世界上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甚至国家形象屡屡遭到刻意的丑化,究其原因,缺乏话语权是很关键的因素。

    解决“挨骂”问题,最根本的是发展。目前中国硬实力有较大的提升。在经济上,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对外贸易位居世界前列,“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的创立等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在政治上,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以及其他地区和国际组织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对国际社会具有重大的影响。

    还要指出的是,中国的这些发展成就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欧美一些国家受困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发展陷阱,西亚北非一些国家政治动荡。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令世界刮目相看。

    目光拉远一点看,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要争取国际话语权。话语权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集中体现,蕴含着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

    国家实力与话语权之间有一定的“时间差”,提升话语权需要有积极主动的策略

    从整体上来看,您认为中国话语权和中国当前的国家地位、实力匹配吗?

    陶文昭:从实际水平上,中国话语权与中国目前的实力、地位不匹配。虽然中国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人口第一大国,但是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还是令人很不满意的。

    然而,从理论上来说,话语权本来就不是平均分布的,实际上是集中的, 尤其是集中于排名第一位的国家。我们要看到,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比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处于弱势的地位,并且这种态势在短期内难以改变。

    因此,如何提升话语权需要在策略上审慎考虑。不提高话语权不行,但如果目标过高,要求过急,措施生硬,不仅难以达到,而且树大招风,会带来更大的阻力。

    话语权会随着硬实力增强就自然提升吗?

    陶文昭:话语权的提升,固然取决于国家硬实力的增强,但是话语权与国家实力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辩证的。假如光有发展实践,却不能从实践中去提炼出理论,说不出来、说得不好、说了没人听,也不会有话语权。实际上,话语权不会自然而然地出现,需要我们的积极作为。

    从硬实力转化为软实力要有一个过程,软实力本身的积淀也有一个过程,而且软实力的重大转换还需要历史的契机。比如,美国在经济总量上19世纪就超过了英国和西欧国家,但美国是在20世纪尤其是二战之后才全面取而代之形成话语强权的。我们需要正视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与中国的综合国力一时还不相称这种客观现象,认识到其中的历史规律,不能指望一夜之间就能改变中国的话语权现状。

    与此同时,正是因为国家实力与话语权之间有一定的“时间差”,我们更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提升话语权,以尽量缩短这个时间差,让话语权与国家实力之间尽快地、紧密地衔接起来。从这个角度看,话语权上的自觉,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非常紧要的。

    中国高速发展的背后必然有制度因素、价值观因素,准确提炼才能形成叫得响、传得开的“中国话语”

    为什么我们的一些学者,离开了西方理论的概念、话语,总感觉就得了“失语症”了?

    中国,现代化起步晚,不可能再用几百年去一点一点累积。所以,我国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

    这种不同,既有过程的不同,也有起点、目标的不同。而且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更多,后发国家更多,中国的现代化更有代表性。像西方国家开始时那样搞完全的市场经济,在后发国家行不通,后发国家还是要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的多重力量。其实中国应该是最有影响力的,因为中国很大、很复杂, 既有发达的地区,也有落后的地区,本身就是一个“小世界”,各种类型的国家都能在中国找到对应的地方。

    陶文昭:一些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出现西化倾向,有历史原因。近代以来,西方确实走在世界前列,现在使用的许多社会科学理念也是从西方传来的。毕竟西方的发展水平整体更高,水往低处流,容易影响别人。很多学者过去学习的理论是西方传来的,或他们曾到西方去交流过,用惯了西方话语,离开了西方话语一时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但是,我们更要看到,西方话语大多是在一个很小的国家中产生的,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在发展中遇到很多问题,西方国家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更何况中国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如果把西方话语当成标准的“尺子”来衡量中国,就会出现各种问题。

    各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确会有一些共通的东西,然而,现代化不是抽象的。比如有的国家是内生的现代化,用了几百年时间一步一步发展来的。但有的国家比

    很多人说起“中国模式”,觉得很好,很管用,但一套上西方理论去解释,往往失去制度自信了,对此现象您怎么看?

    陶文昭:一些人觉得你的模式很管用、有效,但不赞成你,这种声音确实存在。不过,在我看来,中国这么大,而且几十年来发展得这么快,肯定不是完全凭借偶然的运气。一个小地方,可能会偶尔发展得快。但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能长期保持高速发展,影响面广、体量大,背后肯定有必然因素。

    必然因素上升到最后,就是制度因素、价值观因素等等。当然这些东西客观在那里,但是怎么提炼,如何提炼得更准确,还要能在世界上叫得响、传得开,将是一个比较复杂、长期的过程。

    世界问题的中国方案才是最关键的,如果只关注一些独特的、边缘性的问题,就不可能在世界上有主流话语权

    陶文昭:讲中国特色,不是纯粹的“另起炉灶”,如果全是特殊的,对其他国家也没用。中国特色,从字面上看是强调特殊性多一点,但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特色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对中国话语的总结,特殊性里也包含了普遍性,如果没有普遍性,也不可能影响其他国家。

    提升话语权必须处理好民族性与国际性的关系,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话语的民族性不能没有,但民族性不等于国际性。话语要为国际所认可,就不能自说自话、自弹自唱。增强中国特色话语的国际融通,一方面要通过对世界上的主流话语加以借鉴改造,即话语上的“借船出海”。中国的发展没有也不能偏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对于人类文明共识的东西,我们另起炉灶是不明智的。

    另一方面,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诸如依法治国、和平发展、生态文明、民族复兴等,既深植于中国现实,又具有很强的融通性。这些话语不仅中国能用,国际上也能通用。

    提升话语权还必须回应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对当今世界重大问题有深刻的见解,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有科学的前瞻,是话语权的基础。我们既要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要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要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推出并牵头组织研究项目,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弄潮儿当向涛头立!世界问题的中国方案才是最关键的。如果只关注一些独特的、边缘性的问题,就不可能在世界上有主流话语权。

    对中国话语权既要有自信,也需要有耐心,做好长期探索的准备

    我们在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时,应该如何对待一些西方理论概念?

    陶文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西方理论概念,我们要区分对待。所谓西方都是好的、对的,不加分辨地学习西方话语,从而丢掉自己的主体性,就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

    总的来说,我们向西方学习的阶段还没有过去,还是要老老实实学习西方先进文明成果。但是要把握两个原则,第一个,不是什么都学,特别是重要的、根本的涉及到性质的东西,不能都学;第二个,不是什么都好。尤其是近段时间以来,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了鲜明对比,西方政治制度负面的东西暴露出很多,这些我们就要坚决避免。

    对于提升中国话语权,您还有什么建议?

    陶文昭:我认为,提升中国话语权,需要有耐力。耐力意味着长期坚持,而从国家和个人看,长期坚持又非常不容易。

    话语权需要时间来沉淀,而且光有时间还不管用,还要深入研究、认真总结、积极构建。话语本身也有发展过程,且不说国家话语,就是一个学者要把一个学术问题搞清楚,都要花很长时间。把一个问题研究透,不仅要总结,还要发表,接受不同意见,再总结和发表,有一个较长的周期。所以,我们对中国话语权既要有自信,也要做好长期探索的准备,要有耐心,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

    当然,现在我们开了个好头。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政治理论话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创新,并渐渐影响到学术话语的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能在国际上大力宣传中国梦,也得益于话语上的革新。

    □ 长江日报记者 华智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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